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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庫熱”的冷思考

      來源:鳳凰網2017-01-05 10:41:34 智庫熱 大學 資源

      摘要:自2013年中國高層屢次強調要加強智庫建設以來,各大學、媒體、企業等一擁而上,爭相建立智庫。中國當前的確需要一些高質量的智庫,但“智庫熱”出現了過熱趨勢。

      自2013年中國高層屢次強調要加強智庫建設以來,智庫似野草般在全國范圍內瘋長。一時間,大學、媒體、企業等一擁而上,爭相建立智庫。

      中國當前的確需要一些高質量的智庫,但“智庫熱”出現了過熱趨勢,其原因一是智庫創立者有搶奪政府政策紅利的目的,二是,許多學者試圖將“學閥”秩序的制度化。其中也不乏跟風者:每次政府頒布帶有某種信號的新政策,總會出現一哄而上的現象。增量改革空間越來越小,存量改革難以推進,對新政策資源的搶奪,向來是先下手為強。

      不過,最令人擔憂的,乃是“智庫熱”在大學的出現。“中國智庫索引”(簡稱CTTI)顯示,中國共計248家高校智庫(本文高校特指大學)。數量似乎并不驚人,但要知道,不少高校智庫并未列入CTII。

      “智庫熱”是大學重心的錯位

      “智庫熱”的弊端是大學重心的錯位。例如,有的頂級高校公開強調,要舉全校之力建好某某智庫。要知道,大學的首要任務乃是教書育人,其次才是基礎研究,最后方為政策研究。舉全校之力發展以政策研究為主要任務的智庫,屬于典型的本末倒置。

      其實,這樣的現象乃是中國高校長期在市場化與行政化的雙重影響之下畸形成長的必然產物。市場化使得大學教育資源的公共色彩逐漸淡薄,無論是大學教師還是大學本身,都出現了濃重的逐利性導向。教育公共資源未被充分用于公共之善,卻被許多大學據為牟利之資。行政化則一方面造成大學異化為社會工程,另一方面使得學術資源分配機制呈現出圍繞權力的“核心-邊緣”格局。“智庫熱”在大學中出現,則是典型的行政導向行為。

      大學爭先恐后地創辦智庫,同樣出于搶奪資源的需要。在中國,高校資源主要由政府提供,而課題項目經費則是主要的渠道之一。智庫可以更好地調配內部優勢資源,如學者,產出可供資源置換的政策報告或建議。尤其是政府加大力度鼓勵智庫建設,許多大學預期將會有大量資源通過智庫渠道注入大學,大學也就有強大的動力建設和發展智庫了。據統計,中國高校累計提供咨詢報告和政策建議4.3萬余份,有2.2萬余份被采納。采納率如此之高,大學如何不熱衷于智庫建設?更何況,智庫的存在幫助大量有志于成為“國師”的學者獲得了“上達天聽”、賴以獲得項目經費的渠道(可參考拙作《中國學者的“國師情結”》)。

      大學建智庫行為本身不應受到苛責,但如果將精力傾注于此,則失去了大學存在的意義。大學存在之根本,乃是育人。即便在中國古代,“大學”也會與行政機關和行政權力保持一定的距離,堅守“傳道授業解惑”之要。古代所設太學、書院、學館等,目的乃是為朝廷培育人才。

      這種教育雖然帶有強烈的工具色彩,但無形的“道統”也不斷在一代又一代師生中傳承,甚至在面對強大的公權力乃至皇權時,許多文士都保持著難能可貴的衛道精神,與皇帝面折庭爭。直至清代,皇帝采用嚴酷的思想審查,從根本上滅絕了“道統”,中國文士才真正開始向朝廷匍匐于地。

      現代中國大學一方面保存了古代文士濃郁的入世和治世的情懷,教育工具化色彩濃厚,另一方面也積極融入當今行政資源分配的體系,接受權力對教育與學術的主導。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乃是權力結構對中國大學的知識范式的建構。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聶輝華教授就曾撰文感慨,身邊許多人指出自己做智庫是在“貼現自己的學術生命”。對此,聶輝華教授在文章里曖昧地承認自己被體制“包裹進去”。大量青年學者舍棄了基礎研究,轉而將重點放在回報更豐厚的政策研究上。而主流的政策研究的前提在于承認和接受體制的合理性,且作為研究對象的政策和政府都是不透明的,政策研究難免淪為盲人摸象。

      聶輝華的感慨折射出大學學者的無奈。體制猶如巨大的熔爐,豐富的資源吸引著大量困窘的學者,義不容辭地投入到為了該體制更有效運轉的建設當中——只是多數的學者其實是被困死在了“楚門的世界”。

      可以說,中國大學在面對行政化和資本化力量時少有作為,學生則成為最大的受害者。

      西方大學中的“反建制”力量

      在西方,大學千余年來一直在與權力和資本頑強斗爭,其中既有困守一隅的悲壯,又有引領時代的意氣風發。

      大學在西方世界的起源,始于教會/教堂為了培育專業性宗教人才而成立的教育場所,主要面向神職人員。不過具有現代色彩的大學,則被廣泛認為應是建立于11世紀晚期的博羅尼亞大學和12世紀初期的巴黎大學。這兩所大學率先開始面對世俗公眾招生,尤其是巴黎大學甚至呈現出世俗化的趨勢。16世紀的宗教改革以及文藝復興使得世俗人文精神擁有了獨立于宗教神學的地位,以日內瓦學院和萊頓大學為代表的新教大學,在課程當中積極引入人文學科和自然科學。隨后,經歷了啟蒙運動對知識范式的法權化建構,以及工業革命對知識范式的資本化建構,以柏林大學創建為標志,現代意義上的大學正式誕生。

      如今在西方大學中所秉持的“學術自由”之理念,也是大學長期在與政府和教會的斗爭中贏得的。這份長期的斗爭意志塑造出大學內濃郁的“反建制”精神。這種“反建制”精神的斗爭對象是精英理念,以及被主導權力建構的社會教條。最著名的例子之一便是美國的大學成為反對越南戰爭的最主要陣營,激起全美社會激烈的反戰輿論,間接導致了美軍撤出越南。

      大學,原本就應是一塊與世俗社會保持距離,帶有一定理想主義色彩的所在。“反建制”的核心并不在于反對一切體制及體制因素,而在于跳出體制內固有的思維、理念和利益格局去思考體制本身。否則,當“反建制”力量不存在,體制調整依賴于體制內部力量的博弈,那么體制就缺乏真正革新的動力。因為“反建制”本質上反的是精英及其話語權,精英群體不可能改革他們所領導和得益的體制。作為“反建制”的集大成者,卡爾·馬克思對歐洲當時統治力量資產階級的批判和斗爭,為歐洲社會革命的爆發創造了巨大的思想力量。

      熱衷建智庫是對學生的不負責

      大學強烈的“入世”欲望與面對市場化和行政化的無能,導致越來越多的大學學者身上失去在西方學者中常見的“反建制”的色彩。當大學和學者沉迷于創收成為一種普遍現象,焦慮感自然會在學生中蔓延。校門不再成為叢林社會的隔離墻,任由弱肉強食的理念侵蝕學生的心靈,那么本來最應成為這一法則堅定反對者的“反建制”力量的學生,也會向精英和他們所建構的社會規則臣服。

      大學可以引導學生發現世界運行的規則——盡管有時真相是殘酷的,但也要鼓勵他們為世界變得更美好而努力(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盡管在大人的世界里顯得十分幼稚。

      去年12月初,筆者考察了哈佛肯尼迪學院,該學院本應具有強烈的“入世”色彩,但卻充滿了理想主義情懷。有一名中國學生在接受筆者采訪時給我留下極深刻的印象,她說,哈佛肯尼迪學院給予她最寶貴的財富,就是讓她擁有了超越世俗成功定義的更多可能。大學需要解構世俗,更要超越世俗。

      大學如果對建設智庫傾注太多的精力,不僅是對基礎研究的過度貼現,更是對教書育人的不負責任。對智庫的執著容易落入“楚門的世界”,因為他們所得到的研究對象不過是實相在那個世界的投影,而他們的一生都是在一套精致的人為規則下圍繞著一個虛像打轉。然而,即便知道真相,又有多少人愿意離開?外面的世界,或許更為不堪。

      正因如此,才需要改變。想想,中國的大學生里又有多少人夢想著,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加美好?

      (作者系鳳凰國際智庫研究員 李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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