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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州的脫貧和發展:基于三因子耦合的解析

      來源:民生網2021-07-05 16:47:51

      摘要:本文嘗試把這三個強關聯性詞匯轉換為規范且符合邏輯的陳述以激發洞見,這些洞見是亂糟糟或高談闊論的語言揭示不出來的。

      內容提要:貴州脫貧和發展案例表明,欠發達地區的脫貧和發展是集合“核心設施、骨干領域、環境機遇”三大因子共同發力的結果。這一發現挑戰了當代主流發展理論,并在落后國家或區域具有廣泛復制性價值。這種新發展觀不只是一種自洽且連貫的學說,還可作為引導明智行動的機制對待,因而深具實踐意義。本文嘗試把這三個強關聯性詞匯轉換為規范且符合邏輯的陳述以激發洞見,這些洞見是亂糟糟或高談闊論的語言揭示不出來的。

      關鍵詞:鐵三角因子  脫貧攻堅  能動性效應  互補性敘事

      中圖分類號:F1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一、引言

      2020年11月23日,隨著貴州宣布最后9個貧困縣脫貧,貴州省66個貧困縣與全國832個貧困縣一道,全部脫貧摘帽,這個“八山一水一分田”、石漠化嚴重、全國貧困人口最多、貧困面積最大、貧困程度最深的省份[1],實現了民生改善的千年跨越,譜寫了一曲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壯麗凱歌,徹底撕掉了貴州歷史上千百年來的絕對貧困標簽,創造了貧困治理史上的奇跡。即使是在2020年這樣的新冠肺炎疫情嚴重沖擊下,貴州逆勢增長,增速僅次于西藏位居全國第二,達到4.5%,經濟總量從2018年的全國第25位躍居到2019年的第22位,然后又跑出了“貴州速度”,一舉超過內蒙古和山西,從2019年的第22位提升到第20位,歷史性地進入全國省域經濟20強,堪稱區域經濟發展上的一匹“黑馬”,顛覆了人們心目中貴州是貧困落后“代名詞”的印象[2]。

      然而,成功且堪稱杰出的貴州脫貧與快速發展的故事,創造的脫貧“貴州版本”和發展奇跡的“貴州速度”,如果用西方流行的發展理論來進行解釋,激起的思考角度、廣度和深度卻不能盡如人意,以至難以讓人理出貴州脫貧和發展故事的大致頭緒,更不能讓其他區域的人們透過現象看本質,理出“最應向貴州學習什么”的合意答案。

      考慮到人類的發展故事多半是“從錯誤中學習”的故事,扭轉局面顯得尤其重要和緊迫。無論如何,脫貧和發展是人類的永恒主題,雖無一勞永逸的理想方案,但確有訣竅可循。早期和當代發展理論確實給出了某些被廣泛認可的“竅門”,生產函數模型把驅動發展的主要因子鑒別為土地、資本和勞動力,后來則把技術進步視為最重要的驅動因子,以契合伴隨科技快速進步而來的知識經濟的主要特征。基于“生產率路徑觀”、以投入-產出效率言說發展故事的許多模型擴展了驅動因子,包括所需求面因子的投資、消費、政府支出和凈出口導入生產函數,甚至導入制度和文化因子。早期具有代表性的二元結構理論和著名的“劉易斯拐點”,其主要政策含義是把稀缺資源從農業等傳統部門釋放出來,轉移到回報率更高的工業等現代部門。長期以來,包括中國在內的多數發展中國家都遵循這類路徑,采納城市優先農村、工業優先農業的發展戰略。雖有成就,但造就城鄉與工農差異懸殊并衍生諸多負面后果與影響。視野更寬泛的區域發展理論是第三個主要版本,包括諸多次級版本,而以“增長中心”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事實上被作為包括中國在內的多數發展中國家制定區域發展政策的主要依據,包括轉移支付等區域發展援助政策[3]。增長中心理論把發展的故事言說為“以先發帶動后發”的故事,或者“以先富帶動后富”的故事。具體地講,就是精心選擇經濟發展前景和潛力最大的少量增長中心,設法把大量稀缺資源和企業導入其中以產生足夠強大的集聚經濟,并對周邊非核心的外圍地區產生足夠強大的輻射效應和拉動效應。

      相對而言,西方的這些增長理論,卻無力對貴州的脫貧故事進行適當敘事,也就是說無法有說服力地解釋貴州這樣一個環境惡劣的地方的貧困治理故事。如果一定要套用這些理論來解釋貴州的增長,至少存在三個方面的缺陷:

      第一個缺陷是沒有系統回應“既非增長中心也很難被其輻射與拉動”的地區,如何有效脫貧和成功啟動發展引擎。數目龐大的貴州山區既非增長中心也非增長中心的輻射范圍,特別是那些被不利地理條件長期分割和封閉的小山區鄉村。遷移是一個選項,但限定因素很多,包括當事人拒絕遷移,以及發展政策并不鼓勵系統遷移。在這種情況下,“就地脫貧”和“就地發展”被作為預設前提。不妨把本非增長中心、也難受惠于增長中心且不鼓勵遷移的欠發達地區,稱為邊緣化地區。

      第二個缺陷是關于邊緣化地區是否也能成為潛在的或未來的增長中心,主流發展理論的標準答案是“否”,顯然無法解釋貴州脫貧案例。

      第三個缺陷是增長中心的判斷標準被片面地鎖定為“前景看好”,通常指地理位置優越或特色資源富足的經濟優勢區位。在貴州脫貧案例中,可以看到許多不滿足這項標準的邊緣化地區,卻通過耦合三個關鍵因子成功地將自己改造為前景看好地區,繼而步入脫離和發展的康莊大道。

      因此,西方關于增長的理論模型無法解釋中國貴州的脫貧和發展事實,照搬西方經濟學的所謂經典論理論來分析貴州的脫貧與發展,似乎有點風馬牛不相及。貴州案例隱含的“脫貧與發展竅門”的精髓部分,可被貼切地提煉為“核心設施、骨干領導與環境機遇”的耦合,并且具有廣泛的可復制性。將這三個關鍵因子進行耦合,形成有機地緊密聯結,可稱之為“鐵三角因子”耦合,不僅能夠有說服力的解釋貴州的脫貧與發展,同時也可能適合對中期和成熟階段的脫貧與發展敘事。三個因子之間的強式耦合邏輯關聯如下:

      圖1中表達的強式邏輯關聯是:當地的骨干領導敏銳判斷并抓住堪稱“奢侈品”的環境機遇,率先全力推進核心(基礎)設施建設,由此有效地為啟動脫貧和發展拓展出巨大的機會空間。這是一個不同于主流發展理論的新發展觀敘事,同時也是對西方抽象的發展理論中忽視“骨干領導”“環境機遇”等驅動發展的因子的修訂。“鐵三角因子”耦合原理隱含著“強式互補才是王道”這一具有堅實客觀基礎的發展理念,根植于“萬事俱備須喚東風”的短板思維。系統論原理表明,系統的最大功效取決于其最薄弱的環節;要想達成整體功效最大化,就必須修復關鍵短板,并確保系統內部各個構件之間形成有機地緊密聯系。貴州脫貧案例顯示,“核心設施、骨干領導和環境機遇”之間存在“鐵”的因果邏輯聯系,其中每個“角”或其組合成為關鍵短板的風險極高,特別是在發展的起步和早期階段,貧困發生率很高,脫貧成為啟動發展進程最合理也最強大的動力。貴州脫貧案例還表明,西方主流發展理論系統低估了“骨干領導”在發展早期的重大作用,這一作用是常規生產要素無法企及的,因而把骨干領導隱入勞動要素并不適當,把“核心設施”隱入投資也是如此。

      總的來說,基于“鐵三角”因子耦合的新發展觀采用二分法敘事:把脫貧和發展故事言說為“互補效應+環境機遇”的故事,而“核心設施”和“骨干領導”正是強式互補效應的關鍵來源,抓住“環境機遇”促成強式互補效應才是脫貧與發展竅門。主流發展理論幾乎沒有意識到強式互補效應的關鍵形式是能動性效應,足以匹敵集聚經濟、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效應。因此,貴州脫貧模式具有很強的可復制性,并非只是本土化模式,當代發展理論應全面接納民眾能動性理論并使之成為重要分支。

      二、“核心設施”因子的吸附效應與能動性效應

      作為“社會性動物”,人類具有很強的集聚性,并從中帶來各種額外收益,經濟學術語稱之為集聚效應。集聚效應在經濟學文獻中備受關注,在社會、政治和文化領域也很重要,但真正緊要的在于集聚效應的生成機制,即如何把生產要素或稀缺資源吸引到特定的地理區域,由此形成“經濟技術開發區”“工業園區”等集聚模式[4]。與許多其他成功故事一樣,貴州脫貧攻堅取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啟示,就是將“核心設施”作為聚集效應的生存機制并廣泛加以應用到脫貧攻堅和經濟發展之中。

      “核心設施”定義為可對生產要素和企業產生足夠吸附效應的基礎設施,由此成為聚集效應的重要生成機制,與稍后討論的、源自骨干領導的這一生成機制平行發揮作用。基礎設施在經濟發揮中的重要性早已被普遍確認,但其吸附效應因類型和規模而異,許多很小。因此,以基礎設施概念言說脫貧與發展故事難以切中要害,因而也難以幫助決策者找準“竅門”。

      長期以來,貴州的經濟發展依靠一瓶酒(茅臺酒)、一瓶漿(老干媽)和一盒茶(精品茶),但這些“支撐”卻始終沒有讓貴州擺脫貧困和欠發達的窘境。黨的十八大以后,貴州抓住路橋、水力、電力以及數字通訊技術(ICT)這一被稱之為“路水電訊”的“核心設施”建設,通過“核心設施”的吸附效應,強勢帶動貴州脫貧和快速發展。

      第一,以高鐵、高速公路和機場等交通“核心設施”為龍頭,構筑交通通道,將貴州的能量從封閉狀態中釋放出來,打通脫貧和發展的腸梗阻。要致富,先修路,貴州的貧困和落后,最大的制約因素是交通。脫貧攻堅戰略實施以來,貴州集中財力,先后修建開通貴廣、滬昆、貴(陽)開(陽)、貴陽鐵路樞紐環線東北環、渝貴、銅(仁)玉(屏)、成貴、安(順)六(盤水)等8條高鐵,覆蓋全省8個市州從省城貴陽到邊界縣市實現“半日來回”,省境內高鐵里程超過了1500公里,鐵路通車總里程(路網規模)達到4000公里以上,貴陽至周邊省會城市和全國主要經濟區的高鐵通道更加完善,基本建成適應全省經濟社會發展的現代化鐵路網,快速進入高鐵時代,實現了市州通高鐵、縣縣通高速,開啟“省域同城”模式。未來幾年內還將再開通3條高鐵,高鐵總規模達到2500公里,全面融入國家高鐵網,再加上機場建設,貴州成為內陸開放型經濟試驗區,是中國西南連接華南、華中的樞紐、“一帶一路”中國西部重要的陸海連接線,處于長江經濟帶和珠江——西江經濟帶的中間帶、西南重要陸路交通樞紐[5]。

      第二,大力建設橋梁隧洞,打通阻礙經濟循環的天塹。貴州山高林深,高山峽谷等自然條件的阻隔,使得貴州長期以來人不能盡其才,貨不能暢其流,經濟的流動性很差。因此,貴州通過橋梁隧洞這些“核心設施”的建設,打通制約貴州經濟循環的賭點,共計建設起了公路橋梁2.1萬座,世界前100名高橋中有40多座在貴州,是世界上特大峽谷橋最密集、數量最多的地區[6],特大峽谷橋梁數量世界第一,使得貴州成為“世界橋梁博物館”[7]。天塹變通途、偏隅成樞紐,貴州的經濟迅速循環起來、活躍起來,吸附效應很快顯現出來。

      第三,完善信息通訊基礎設施,建設國家大數據中心。信息和數據,是現代經濟的重要資源要素[8]。貴州將信息通訊基礎設施作為脫貧和發展的“核心設施”,5G基站建設全國領先,網絡覆蓋全省每一個角落,光纖通信實現戶戶通。特別是全國首個大數據綜合試驗區落戶貴州,催生了無中生有的大數據產業。大數據中心這一“核心設施”的建設,產生了巨大的吸附效應,全省大數據企業、上云企業上萬家,省會貴陽成為中國的“大數據之都”和“中國數谷”。大數據“核心設施”的吸附效應,推動了政用、商用、民用多個領域,釋放激活效應和乘數效應,給貴州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生活方式帶來顯著改變,對貴州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20%。據國家相關智庫發布的報告顯示,貴州數字經濟增速領跑全國,數字經濟吸納就業增速連續兩年排名全國第1;大數據產業發展指數居全國第3。自2011年起,貴州連續10年增速位居全國前2位。2020年,貴州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5%,增速高于全國2.2個百分點[1]。19個重點監測的行業中,有18個行業增加值實現正增長,7個行業增速達到兩位數。大數據+助力脫貧,貴州遠程醫療創造了“三個全國率先”:率先在全國出臺遠程醫療服務管理辦法及實施細則,明確責任認定辦法、績效分配比例和對口幫扶駐點時間計算辦法;率先在全國將遠程醫療服務按照常規診療費用納入基本醫療保險報銷范圍;率先在全國出臺充分體現公益性的遠程醫療服務項目價格[9]。截至2020年11月,貴州遠程醫療實現縣縣通、鄉鄉通。

      第四,國之重器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的“核心設施”建設,成為“中國天眼”讓世界矚目。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使貴州成為國家大型基礎設施“中國天眼”(Five-hundred-meter Aperture Spherical radio Telescope)的落腳地,這一簡稱為FAST的“核心設施”,讓世界知道和了解中國的貴州,擴大了貴州的影響力,并帶動了貴州的旅游業等產業的發展。

      貴州案例表明,核心設施最適合擔當聚集效應之主要生存機制的角色,而以路橋和數字科技最具代表性。貴州在脫貧和發展的起步早期階段,就把路橋和ICT建設作為“集中財力辦大事”突破口,能夠形成強式且可持續的吸附效應[10]。分散財力辦小事是脫貧和發展故事的大忌,也是失敗的主要根源。在資源緊缺尤其突出的起步和早期階段,確立和恪守“把首要的事情放首位”“首要的事情是核心設施”尤其重要。無論如何,項目總是需要達到一定的資金量才能開工,“邊開工邊找資金”極易招致重大的不確定性,以及可合理預見的負面后果。此類作為在實踐中相當常見,而貴州幸運地撇開了。“核心設施”的吸附效應在貴州高鐵建設中看得很清楚:高鐵延伸到哪里,被其“吸附”的“沿線經濟”就延伸到哪里;有如學校分布在哪里,許多人就把房子買到哪里。人們本能甚至敏銳地意識到,向“核心設施”靠近可以產生更高的收益和回報。自古以來,人類總是傾向于逐水草而居。在ICT和數字經濟蓬勃發展且趨勢不可逆轉的背景下,數字“核心設施”作為激發吸附效應的無形紐帶,發揮著足以匹敵作為有形紐帶的路橋的巨大作用。貴州每年都保持高速度增長的事實強有力地映證了這一點。可以預見的是,正處在工業化中期和城鎮化的加速階段的貴州,后發優勢將越發明顯。

      以“核心設施”作為吸附效應生成機制特別重要,因為“區域發展”四個主要源泉都高度依賴吸附效應,這就是我們熟知的集聚經濟、規模經濟、范圍經濟效應,以及遠未熟知的能動性效應。沒有足夠的吸附效應吸附生產要素和企業,這些效應將會很小甚至不復存在,導致區域發展喪失其寶貴源泉而長期止于低水準的活命模式。舉凡四類效應缺失或不明顯的地區,都可以看到這類模式。

      貴州脫貧和發展案例呈現了很強的能動性效應:民眾把脫貧事業看作政府與自己的共同事業,積極參與其中;不只是把自己當作需要政府幫扶的對象,更是能夠并且確實對脫貧和發展做出積極貢獻的能動者。民眾的能動性效應在脫貧和發展中的特殊重要性,遠未呈現在當代發展理論中,更未將其提升到與其真實作用相稱的位置。因此有必要對能動性效應略加討論。

      首先,給定政府作為和資源條件,脫貧與發展績效取決于民眾個體的能動性被動員的程度。未被動員的能動性只是人類個體攜帶的潛能,主要指能力、傾向、活躍度和創造性。創造性尤其重要,因為它是各式各樣創新活動的終極來源。其次,在把能動性轉換為實際行動的過程中,核心設施和骨干領導的作用是關鍵性的,這就是作為“動員者”的角色。沒有動員機制,能動性就不會被轉換為民眾的實際行動;沒有民眾的實際行動,任何脫貧和發展故事都將是失敗的故事。在本文中,能動性被轉換為民眾積極參與脫貧與發展行動的過程,稱為能動性效應。再次,能動性效應的程度取決于“核心設施”的狀態和“骨干領導”的作為。無論核心設施不良還是骨干領導作為不良,能動性效應都將處于壓抑性的原初狀態。這在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起步和早期階段,幾乎都可以看到,山區尤其如此。這一樣的狀態通常被描述為“民眾素質和能力不佳”,深具誤導性。真正的問題不在于“不佳”,而在于未被動員或至少未被有效動員。“核心設施”和“骨干領導”未“結合”的地區十分常見,鮮有例外。最后,能動性效應對脫貧和發展的相對貢獻,足以匹敵集聚經濟、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貢獻。如前所述,四類效應高度依賴吸附效應,而吸附效應既高度依賴“核心設施”,也高度依賴“骨干領導”。

      三、“骨干領導”因子的吸附效應與民眾動員

      貴州脫貧和發展的案例中提煉的新發展觀,蘊含了一種新的思想結構:在“環境機遇”加持下,“骨干領導”和“核心設施”作為脫貧和發展的兩大支柱。“骨干領導”的支柱作用體現為作為吸附效用的第二個生成機制,與“核心設施”作為第一個生成機制結合在一起發揮作用。問題在于“骨干領導”生成吸附效應的支柱性作用,至今仍逸出主流發展理論的視野。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貴州脫貧和發展案例顯示“骨干領導”的作用是關鍵性的:“骨干領導”履職良好的地區,脫貧和發展成果相對充分,反之亦然。由此也可佐證:把“骨干領導”的支柱作用界定激發吸附效應是適當的。

      但是,把源于“骨干領導”的吸附效應與源于“核心設施”的吸附效應混為一談是不應該的,盡管兩者間存在關聯性。“骨干領導”的吸附效應的實質是凝聚力,即把民眾凝聚在自己周圍以協調行動的能力[11]。這種“凝聚人心和人氣”的能力,通常很少出現在非骨干領導和普通民眾身上。骨干領導的能量遠大于其他任何人。如果說“核心設施”的吸附效應體現為“資源吸附”,那么“骨干領導”的吸附效應則體現為“人心吸附”,即一種“民眾向骨干領導看齊”的正能量。可以推論,基于對集權和濫用權力風險的本能警覺,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觀會對此不屑一顧,但在中國背景下既是合理的也是必需的。合理是因為反映客觀真實;必需是因為它決定脫貧與發展故事的成敗與效果,至少在起步和早期階段如此。在貴州脫貧攻堅和改善民生的戰場上,即使是偏遠的山村都將建設一個強有力的黨組織作為關鍵一招,有8848名第一書記、36000駐村干部奮斗在脫貧攻堅和改善民生的一線,他們不但發揮著強有力的動員力和執行力,而且自身沒日沒夜地工作著,以榜樣和楷模的作用吸附著“人心”。因此,把“骨干領導”的吸附效應納入發展理論并認真對待很重要。一個具有包容性和普適性的發展理論,不可能只是適合西方發展敘事的理論。

      貴州脫貧和發展的成功,有力地印證了一個普遍現象:市場失靈的類型、廣度和深度因發展階段而異,在脫貧和發展的起步早期階段,最嚴重的是民眾的協作失靈—嚴重缺失行動和協作能力。在這種情況下,“骨干領導”以其強大的吸附效應以矯正協作失靈,便顯得合情合理并且至關緊要。在貴州脫貧和發展的案例中,可以看到相當普遍的骨干領導效應,或者更一般地描述為“能人效應”:少量“能人”把許多民眾吸附到自己身邊,投身于脫貧與發展事業,繼而帶動更多的人參與其中[12]。這個過程一直擴散下去,即可以很好地實現脫貧與發展的目標。此類故事除貴州之外,在中國其他大地上也隨處可見,中國的發展有必要將其納入包容性發展理論的視野,而采用吸附效應概念“納入”最為適當,如此可以自然而合理地實現與增長中心理論的全面接軌。一個適當的增長中心理論,再也不是一個“經濟前景”判斷中拒斥“骨干領導”因子的理論。中國脫貧攻堅和民生改善的實踐證明,即便一個地理位置和當地資源并不滿足“前景看好”的地區,只要具有足夠的“骨干領導”效應,也可能成為一個真正的增長中心,即對周邊地區產生足夠吸引力和影響力的地區。經濟競爭本質上正是吸引力和影響力的競爭,無論國內還是國際層面,也無論企業間還是國家間。這種增長中心理論在較高程度上挑戰了西方的產權激勵理論,即強調私人產權作用的理論,這種作用甚至被抬升到“把不毛之地變成花園”的夸張地步。不言而喻,私人產權及其作用非常重要,但其真實作用受制于許多結構條件,尤其是中國與貴州背景下的“核心設施”效應和“骨干領導”效應。在這兩類關鍵效應處于壓抑狀態的環境中,私人產權的作用有限,對脫貧和發展的貢獻不太可能超越兩類效應,經濟發展的起步和早期階段更是如此。

      在考察完“骨干領導”效應后,貴州模式即可作為兩類效應既平行又交互驅動脫貧和發展的敘事。在便利分析的意義上,本文把“骨干領導”效應與“核心設施”效應作平行處理。在真實世界中,兩者則是合力發揮作用的,這意味著除了“核心設施”因子外,“骨干領導”對吸附外地或當地資源與企業的作用也是關鍵性的;易言之,在資源和企業被“核心設施”吸附的同時,民眾被“骨干領導”“吸附”,而且“骨干領導”對資源與企業吸附也發揮著關鍵作用,并最終反映在集聚經濟、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效應上。

      與“核心設施”因子一樣,“骨干領導”因子也會帶來輻射效應,即把影響力投射到對周邊(外圍)地區并從中受益的效應,這是與吸附效應平行但方向相反的效應。吸附效應與輻射效應共同賦予區域發展概念以實質內涵,因為它們揭示了為人類經濟活動創造空間收益的基本力量——吸引力和影響力。缺失或喪失吸引力和影響力正是“前景暗淡”的明確信號,無論對于個人還是對企業、對地區還對國家。以此言之,貴州脫貧與發展故事應被解讀為生成與拓展吸引力和影響力、輻射力的故事。

      四、“環境機遇”因子的“貴州奇跡”貢獻

      “環境機遇”是指環境中有利因素的發展趨勢,是由潛在的吸引力與出現機遇的可能性所組成,包括運氣、不可控的政策利好和“天上掉下的餡餅”。根據“環境機遇”矩陣,“環境機遇”的利好從小到大,產生的影響也是動態變化。對置身其中的個人而言,環境本身不可控制,但可適應,特定區域也是如此。

      適應環境既是個人、也是特定區域的本能。但真正緊要的不是適用,而是“捕捉”環境機遇。環境就是動態變化的。環境變化既帶來挑戰也造就機遇。執行的本質,就是不斷順應環境的變化應對挑戰,抓住發展的機遇。一般地講,在區域發展的全國性大棋局中,最可能感知、領悟和抓住“環境機遇”的人,通常正是“骨干領導”,尤其是政治領導和行政領導,他們比普通民眾有著高得多的敏銳性,并且掌控大得多的權力和資源能量。貴州脫貧攻堅取得成功、民生得到改善,除了“核心設施”外,與“骨干領導”從兩個路徑發揮了關鍵作用密切相關,一是作為吸附效應的生成機制,另一個是快速領悟并抓住“環境機遇”。“骨干領導”比民眾更清楚“環境機遇”可遇不可求,彌足珍貴,因此成為推動貴州脫貧與發展中“鐵三角”因子中的一角,與“核心設施”平行。

      中國背景下,“環境機遇”具有重要的“資源”和“許可”含義。資源含義通常意味著轉移支付等資金來源比平時更充足也更確定;許可含義意味著法律法規變得相對寬松,以至原本限制或禁止的事項,現在不再或很少受限。兩類含義的結合,進一步強化了“環境機遇”作為脫貧與發展故事關鍵角色的地位。“環境機遇”是多樣化的,涵蓋公共政策、法律法規、科技進步、氣候變化乃至周邊國家與地區的崛起。人類總是不斷地打量周遭環境,因環境變化調適自己的行為,以捕捉機遇和控制風險。“環境機遇”的多樣性組合進一步強化了其重要性,即作為驅動脫貧和發展進程關鍵角色的重要性。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強力實施脫貧攻堅戰略,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相對落后的貴州帶來了千載難逢第一個“環境機遇”[13];貴州多山,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生態文明建設成為貴州脫貧與發展的第二大“環境機遇”[14];交通強國戰略的實施,為貴州走出大山、打通經濟社會發展的堵點,實現城鄉融合、區域融合,成為貴州在脫貧和發展中崛起的第三個“環境機遇”[15];無中生有的數字科技與數字經濟發展,成為貴州脫貧和發展中的新引擎,這是貴州最有特色的第四個“環境機遇”。面臨四大“環境機遇”,貴州比許多其他地區更準確地抓住了,造就了脫貧和發展的“貴州速度”和“貴州奇跡”。

      盡管“環境機遇”的角色如此重要,主流發展理論僅僅只作為既定的“經濟前景”判斷標準和背景隱入其中,而在變量因子中并沒有留下適當位置,生產函數和配置模型如此,增長中心理論也如此,因而用西方主流發展理論無法解釋貴州的脫貧和發展。無論如何,我們需要一個包容“環境機遇”的發展理論。貴州的脫貧和發展故事中將“環境機遇”的因子作為一個重要變量形成的“新發展觀”,旨在把“環境機遇”召回到脫貧與發展故事中,成為足以與“核心設施”和“骨干領導”等量齊觀的關鍵角色。據此,一個不重視甚至忽視“環境機遇”的地區,即便“核心設施”和“骨干領導”都具備,也無力講述成功的脫貧和發展故事。

      一般來說,“鐵三角”中的每角都不可或缺,它們必須結合在一起,以“耦合”的方式協同發揮作用,嵌入四重內涵:一是“骨干領導”迅速感知和領悟即將或已經到來的“環境機遇”,優先推進“核心設施”建設,貴州把路橋和數字科技作為首要事項放到首位,集中財力保質保量和及時完成建設任務,以及盡快投入運營和確保及時維護,帶動了貴州脫貧和發展的成功;二是“骨干領導”以順應“環境機遇”的方向行事,以把握“環境機遇”自身的正確方向性,并建立起一套明確的日程表和嚴格的問責制;“骨干領導”發揮作用必須充分考慮這些差異,并體現到發揮作用的兩類路徑上,即吸附效應路徑和動員民眾參與的路徑;三是“環境機遇”具有內外維度,這意味著骨干領導在綜合考慮兩類“環境機遇”的基礎上采取明智行動,確保因地制宜地解決脫貧和發展問題,貴州脫貧和發展的成功案例,可以看到多樣化的“環境機遇”在其中發揮的作用,在地區差異如此大的環境中,因地制定地利用外部“環境機遇”尤其重要,貴州案例表明了融入的適當性和必要性。四是“環境機遇”是動態的,通常并非重復或者簡單地重復,“骨干領導”理解“環境機遇”的周期性并預知其變化十分重要,包括理解內部環境與外部環境變化的同步或不同步,加速度的環境變化,由過去的“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演變成如今的“三年河東四年河西”,“骨干領導”抓住“環境機遇”的努力要趁早,而趁早抓住“環境機遇”的努力更可能成功。“十三五”期間,中國完成960多萬貧困人口的易地扶貧搬遷,其中貴州就達188萬民眾進行“大遷徙”,約占全國搬遷人口的1/5,成為全國易地扶貧搬遷規模最大、人數最多的省份,搬遷勞動力家庭一戶一人以上就業率達100%,842個集中安置區社區服務功能100%覆蓋[16]。山還是那座山,人還是那些人,但“一方水土養不活一方人”的歷史已經顛覆,貴州實現了“蝶變”。及早抓住了“環境機遇”,使得如今的貴州成為國家生態文明實驗區,是目前中國“世界自然遺產”最多的省份,包括荔波喀斯特、赤水丹霞、施秉喀斯特和梵凈山四處,擁有7個國家5A級景區,120余個國家4A級景區,贏得了“中國公園省”的美名。

      五、結語

      基于“核心設施”“骨干領導”和“環境機遇”“鐵三角”因子耦合的貴州脫貧和發展案例提煉的“新發展觀”,以中國的案例修復和充實了當代發展理論,同時對中國不發達地區的貧困治理和經濟發展提供一些有益的經驗和借鑒。

      作者簡介: 王雍君 中央財經大學政府預算研究中心教授、唐任伍 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溫馨 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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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賈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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